较之于法规生效后的备案审查制度，事先审查体现了审查机关对制定机关更强的控制力、更多的不信任甚或是有错推定。

如果说，世界各国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可以通过抽取各国法治现代化的最大公约数（譬如正当程序、人权保障）来呈现，那么，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问题。第三，溯及既往型法律真的是一种怪胎。

然而，即使是在强调立法质量、希望造就良法的时代，法律本身依然不是最终的目标，制定良法是为了实现善治。无论是制定民法典，还是建构现代法治，都要联系历史。譬如，在欧洲中世纪，法治的德性准则集中体现为信奉上帝，正像托马斯·阿奎那所言：永恒法起源于神的智慧，上帝仗其智慧成为万物的创造者，他对万物的关系正如艺术家对他的艺术产品的关系一样，既然永恒法是最高统治者的施政计划，那些以部属身份进行管理的人的一切施政计划，就必须从永恒法产生。要理解法治的道德，有必要先理解德性。在中国现代法治的运行技术层面，内容极为丰富。

通过全面梳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实然与应然，可以概括出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譬如，《荀子·君道》称：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这就意味着，确认法律对自身规范性的主张，本身就是法律与非法律的关键区别。

其次，法律规范的规范性，与社会生活中人们对法律规范所持的规范性态度，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张三曾经做出了该承诺。在法律社会学研究中，一种常见的思路，是通过集体意向性的思路来研究法律规范的性质。如果我们将现代法律理解成是大型社会中的规范，而非小规模社群中的规范，那么，诸如社群内部的各种社会规则所拥有的那种强意义的道德规范性，可能与法律在大型社会层次的，陌生人交往秩序中发挥作用的那种较薄意义的规范性，就是很不相同的。

与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研究一样，格尔兹也注意到了宗教系统与人的行动动机之间的强烈关联。就此而言，本文并不认同吉尔伯特的如下想法，即诸如两人一起散步这种小规模社会现象，可以对分析大规模复杂社会现象产生范式效应。

在这种视野中，法律事业的理想情境，就是预期永远能够被兑现，从而不再产生预期失落的情况。事实性就包含了规范性。社科法学主要是针对法律教义学而来的，因此在学科定位上，也将自身放到法律教义学的层次。在散步的路线、步速等方面，此种共享的集体意向都会产生影响，形成某种规范性的要求和拘束力。

布莱克的论文振聋发聩，一石激起千层浪，对当时美国的整个法律社会学研究产生了剧烈的震荡和刺激。例如，弗洛伊德所揭示出来的，在自我层次和超我层次中各种因素对个体行动动机的激发，就是一种非道德性的激发。这场争论最先源于布莱克（Donald Black）发表在《耶鲁法律评论》的一篇名为法律社会学的范围的论文。两个人一起散步和刷墙，与苹果手机的不同零件生产者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二者之间的差异一定是巨大的。

二者之间的差异，可以用社会一词的两个层次的含义来说明。集体意向性与集体中具体某个人对规范的接受，是两件事。

布莱克认为，至少在美国，当时无论是法学家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还是社会学家的法律社会学研究，都包含着明显的规范性内涵，因此都具有政策研究的性质，这在方法论层面损害了研究自身的科学性。在大规模的现代陌生人社会中，这是一个永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例如，许多人的本意是想讨论法律社会学如何可能以规范为研究对象，但是在分析和论证的过程中，却变成了对另外一个问题的论证，即各种关于社会事实的社会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法律规范是否毫无用处，还是很有助益？但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拉兹曾经分析过的承诺，是用来说明规范此种特征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法律社会学与社科法学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社科法学通过对个案纠纷中事实性因素之间因果关系的解释和强调，最大限度地超越甚至取消了法律规范在个体社会行动和社会秩序形成中的重要性。概念分析方法的问题在于，它确实与实践处于不同的层次。中国超级巨大的治理规模，使得中国社会治理的转型成为一个前无古人的大课题。在这种情况下，条件比行动本身更重要，因此预期落空，发生失望的可能性也是极少的。

这时候，一起散步的某个人就不能突然不辞而别，悄无声息地离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系统论法学将规范理解成是一种反事实稳定的行为预期。

如果对规范的研究只能是对规范正确性的证成，那么法律规范就不能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此而言，汽车的定义或许应该是：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

同时，法律社会学也承认法律规范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秩序中都扮演了某种基础性的作用。在超大规模陌生人社会秩序中，法律发挥着非常基础和关键的作用。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客观性是通过事实性而得到担保的。因此，如果无法对法律的规范性做出描述和说明，法律社会学就很难真正有所作为。问题在于，非任意的行动，未必总是合理的，或者是在理性上是正确的。但你在具体的驾驶过程中，也许会发现，在某些紧急状态和特定情境下（疑难案件），也存在打破这些条条框框的合理性。

在此基础上，社科法学尖锐地批评了法律教义学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主要依赖于解释和适用成文法规则来裁判案件，从而不但忽略了案件事实的重要性，甚至还剪裁和制作了案件事实，扭曲了包含在案件事实中的，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英美世界从事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一些代表人物的作品和思想中，看到这场争论的影响。

正如拉兹后来承认，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权威仍然不过是法律提出的要求（the claims of law）。法律社会学主要是以法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要将法律规范本身作为一个事实来观察和研究。

作为一种行动指引，规范的事实有效性往往被理解成被遵守，即杜绝偏离行动的发生。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社会演化的一个机会。

例如，相对来说，赛尔认为其中存在某种我们意图（we-intention），而吉尔伯特则将它的结构看作共同承诺（joint commitment），布拉克曼则介于赛尔与吉尔伯特之间，认为既存在交互的回应性，同时也存在共享的集体意图。随后，被布莱克论文重点批评的加州伯克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和诺内特（Philippe Nonet），各自对布莱克的批评做出回应。一方面，个体日常生活中已经被渗透进了大量的远远超过个体能够充分认识和掌握的因素和影响，从而个体不得不大量依靠新闻媒体和舆论，对这些事实形成粗略的理解，以理解和适应个体所生活的世界及其逻辑。无论是预期兑现还是落空，所有预期都具有事实性。

因此，这并非通过论证的方式，也非通过规范回溯的方式来对待规范。但这种进路也有自身的缺陷。

宗教对人类秩序的深刻影响，是很难加以否认的。举例来说，一个大学教授可能用一种错误的思想和方法从事教学工作，因此毁掉大量的优秀学子，但他也许仍然可以舒适地在他的岗位上工作直到退休，最后凭借退休金度过幸福的晚年。

由此，这个问题就被纳入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的框架之中进行讨论。同时，这个问题也是哈特之后，在方法论层面，分析法学派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